作为对手机定位跟踪观点的深化，康德的世界主义伦理观则是一个精深的完整体系，包含了相应的哲 学原理、正义理念与制度设计。康德认为，一个自由和理性的公民，既属于其所在的民族国家，同时也 属于整个世界，即所谓的世界公民。这些公民所秉持的普遍的理性律则，当然超越了包括民族国家在内 的所有社群界限，在所有社群之间均得到根本承认和相互尊重。在此基础上，康德开列出永久和平的三 项条款：(1)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2)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 (3)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友好为其条件。在此三项条款中，康德因认为自由国家间的和平乃自 然生成，且世界国家或将导致某种专制，因此并不主张世界国家；第三项条款中的所谓普遍友好意味着 “一个陌生者并不会由于自己来到另一个土地上而受到敌视的那种权利”r”。这种主张体现了康德世界 主义的普遍主义思想。同时，康德采用了第三个公法概念：世界公民法。在其视角 中，国家法适于规范国内政治行为，国际法调整国家间关系，而在世界公民法中，个人则作为世界公民 而非某个特定国家的公民而享有权利。因此，以普遍友好作为达致世界公民之重要条件的基本认识，表 明了康德对具有强烈普遍主义价值取向的世界公民思想的肯定。康德的这种思想，从其后的理论史来 看，为世界主义伦理观价值主体的确立奠定了根本基础。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于，康德将每个人都视为理 性存在者、在政治上皆为具有同等权利的公民的思想，影响到了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存在手机定位找人的不平等，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社会主义财产权”?什么是社会 主义的分配正义原则?对此，罗默尔论述道：“消灭财产权不需要消灭物质性的生产要素，因为财产权 在这里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物质实体。就像消灭资本主义财产权不是意指生产资料本身被 消灭一样，消灭‘社会主义财产权’也不需要消灭技能。消灭技能的所有权仅仅意味着对技能的不同 报酬被取消。” 罗默尔指出，在现实的社会中存在两种资产，一种是外在于个人的资产(可转让的生产资料)，一 种是内在于个人的资产(天资)。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原则就是要恰当地处理公共所有制和自我所有制 二者之间的关系。罗默尔在批判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的基础上设计出自己的分配正义原则。 当代自由主义者诺齐克认为，所谓自我所有，即每一个人对他本身和他的能力拥有完全的和唯一的 控制和使用的权利，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没有义务向别人提供任何服务和产品。并且，个人有权将外 部生产资料据为已有，只要他并不因此而伤害任何人，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基于此，诺齐克提出了他 的名言：“任何东西，只要是出于正当的情况，用正当的方式得到，本身就是正当的”。如果强制性、 非契约性地为他人尽义务，就是剥夺了一部分人的自我所有。依此逻辑，诺齐克认为，现今福利国家收 取的用于再分配的税收，亦是对富人自由的侵犯和不平等。这样，诺齐克不仅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制 度做了雄辩的捍卫，而且对社会主义者甚至一般自由主义者都进行了攻击。
协同攻击难题是分布系统中的一个著名问题，它是手机gps的一个典型。群体成员要想成功进行协 同行动，必须有一定的认知基础。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关于公共知识对协同结果的支持的结论已经得到 了足够的重视，但是，诚如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在现实中很多协同问题对于公共知识的要求明显过强 了，以至于很多问题似乎成了死结。协同攻击难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因为存在交流信息丢失的可 能性，协同攻击是不可能的。然而协同攻击不可能的结论似乎让人难以忍受。长期以来，哲学家、计算 机科学家以及博弈论专家都在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哲学家主要关心解决方案的合理 性，计算机科学家主要考虑分布系统中制定怎样的协议才能达成协同，博弈论专家把它看做一个协调博 弈，从理性、策略、收益与均衡各个方面考虑，试图找出博弈的均衡点。这三个角度的研究都离不开主 体知识这个重要概念。如果两个人想要协同他们的行动，那么这两个人必须具备协同行动的公共知识。 对于一个两人之间的协同攻击，只有达到两人都知道它，两人都知道两人都知道它，两人都知道两人都 知道两人都知道它……如此等等以至无穷这样的条件后才能完成。
从消费的角度看，人不是为了手机号码定位而旅游，而是为了旅游而消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旅游 (尤其是现代旅游)本身就是人追求快乐和幸福的一种途径，它和劳动本身无关，是劳动之余的享乐性 消费。首先，它不是为了生存的消费，而是为了生活的消费；它虽然类似于日常消费，但是超越了日常 消费的层面，是一种多层次的、综合性的审美消费，更多地关注享受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其次，旅游 消费不是占有性的消费，而是共享性的消费；不是单纯的物质消费，而是追求物质与精神同一性的消 费。从旅游者的消费结构以及作为活动的旅游来看，其内容包括“行、吃、住、游、娱、购”等六个 方面。 “行”是不同于日常消费的最明显特征，亦即旅游研究中所说的“异地性”。但是，旅游的 “行”不是单纯的位移，也不是迁徙行为，其中包含着在行走中领略异地文化乃至人生如旅的体悟； “吃、住、购”从表面看是单纯的物质层面的问题，但究其实质仍然蕴含精神之要义；至于“游、娱” 则直接满足的是旅游者精神层面的需求。如此， “旅游就表现为以个人消费为基础，以直接体验为特 征，追求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重享受”。当下，旅游者行为在不断发生变化，从跟随团队的盲 从到背包客的自助游，从满足低层次需求的“吃苦型”旅游到满足高层次需求的“享受型”旅游，所 有这些都集中表现了旅游者需求的多元化，也彰显了旅游者不同的个性与消费偏好。但是，不管发生什 么样的变化，旅游的动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人通过旅游消费更好地“享受”和追求异于日常生活的不 同体验。“无论何时，游览的目的都是获取新的体验；游客是一个对体验、新的不同的体验、相异和新 颖的体验的有意识和有系统性的追寻者——因为熟悉的快乐很快就会消退并且失去魅力。”惟体验的 不同，满足旅游者不同的审美需求从而感受快乐，“人类一种真正神奇的特质是有能力在某些感官感受 中体验到快乐”‘”。
比厄斯利对卫星定位软件的重新界定在20世纪西方美学中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弗雷格论美与 真，到维特根斯坦论美学的“神秘”与“不可说”，再到埃尔顿文集对传统美学的解构，他们完全拘囿 于分析哲学的窠臼，于是从根本上否定和取消了美学。至比厄斯利，美学景观焕然一新。正如彼得·拉 马克所指出，比厄斯利的《美学》既是分析的，同时又对艺术进行了全面的概括，表现出了“比埃尔 顿谨慎的教诲大得多的抱负”。可以说，比厄斯利既重构了美学，也使得美学摆脱了在哲学中的卑微 地位而变得重要起来。而他所讨论的意图、审美经验、审美性质、艺术定义、艺术本体论等话题，莫不 成为后来的分析美学所探讨的主题。正由于比厄斯利这种广泛的学术影响力，迪基称比厄斯利的《美 学》“提供了分析美学领域所需要的整体架构与关注的问题”，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分析美学的开始， 并且将比厄斯利的美学作为自己“美学思想的来源”。诺埃尔·卡罗尔也始终以比厄斯利的美学作为 “最完备而最权威的立场”来参考。””盖伊·希思罗则如此评价比厄斯利对自己的影响： “比厄斯利的 书对我而言是一种启示。其启示性不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洞察力，或者因为让我对它的主题 所产生的洞察力，而是因为它教给了我一种如何处理美学问题的哲学方法。这种方法使我平生第一次感 觉到自己拥有一种能力，一种介人哲学美学的力量。”总之，比厄斯利直接导致了分析美学方法论的 转向，对后来分析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议的。